從本月起，有關農藥殘留的國家新標準——《食品中農藥最大殘留限量》開始實施。“新標準首次配套了農藥殘留量的檢測方法標準，操作性明顯增強。”農業主管部門對這項標準寄予厚望，認為將有利于“從源頭控制住農藥殘留”。

　　不過，面對分散的農產品種植，農藥殘留如何監管？檢測難度有多大？近日，本報記者在北京、山東、海南等地進行了采訪。

　　鮮活農產品易腐，問題產品追溯難，銷毀也難

　　山東高青縣田鎮街道司家村菜農司紀茹，自家有西紅柿大棚一個。提起蔬菜農藥殘留監管，司紀茹說：“據我所知，政府部門對農藥經營店的監管檢測比較頻繁，對普通農民的監管相對寬松些。”

　　和司紀茹一個縣的另一位菜農張循溫說：“縣里有農業執法大隊，但執法大隊不可能面面俱到監管檢測每家每戶的農藥使用情況。”

　　兩位菜農的感受，道出了農藥監管的難題：目前全國有2億左右農戶，人均耕地面積僅1.35畝左右，生產相對分散，農業種植與經營組織化規模化程度低，在種植環節不可能進行一家一戶的監管。

　　農業部相關負責人認為，當前農藥殘留監管還有其他的難點，比如，一些農藥經銷商為了經濟利益，誤導農民隨意混配農藥和加大用藥量，然而，目前監管部門對農藥經銷商的管理手段比較有限。

　　盡管根據《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法規，農業、商務、工商等部門在流通環節建立了定期開展農藥殘留監測和監督抽查的制度。不過，農業部上述負責人表示，這項制度執行起來有難度。鮮活農產品易腐，流動性大，在流通環節抽檢發現的問題產品，不僅追溯難，而且實施召回、銷毀也難。

　　海南重新審核農藥零售許可證，大幅縮減零售點

　　海南三亞市崖城鎮紅塘村農民蘇周告訴記者，在地里干活時，常能見到和他一樣忙活的農民安全監測員。

　　自2011年以來，每逢瓜菜采摘高峰，這些監測員就會手持農藥殘留快速檢測儀，對各個瓜菜基地進行檢測。目前，在三亞，農民安檢員有221名。

　　然而，田間監管再嚴格，也難免有疏漏的時候。“目前海南農業還處于一個千家萬戶的零散生產體系，監管起來難度較大，僅靠抽檢無法做到嚴絲合縫”，海南農業廳廳長江華安表示。

　　江華安的這番話針對的是今年的“海南豇豆事件”。春節前，海南的豇豆在廣州市江南果菜批發市場被檢測出農藥殘留超標。

　　這次“豇豆事件”發生后，海南快速追查到了蔬菜生產源頭，這得益于已經建立起來的農資銷售、田間地頭、流通環節的信息登記制度。因為有據可查，一出問題，馬上就能追根溯源。今后，海南將繼續完善這一監管機制。

　　這件事讓海南的相關監管部門意識到，農藥殘留監管“關鍵還在于農藥源頭的把控”。江華安透露，近兩年，海南重新審核發放農藥零售許可證，原有近3000家農藥零售企業，目前只剩下1000多家，今年還要減至500家。

　　農業部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后在蔬菜優勢區域重點縣將大力推進高毒農藥定點經營管理。建立農藥經營許可和限用農藥定點經營制度，推進農藥連鎖經營，規范經營行為。

　　合作社一般使用品牌藥，買著貴用著賤

　　如何從源頭上控制農藥殘留，高青縣黑里寨鎮劉南村農民王光華有自己的體會。62歲的王光華是當地一家農業專業合作社社員，常年種植菠菜、土豆。

　　記者在高青縣采訪了解到，通常農藥都由農業合作社統一采購。每到需要打藥時，采購人員就與農資店聯系。大多時候，農資店的配貨車會送藥到家。農民只需按照要求進行配比、噴灑。

　　“合作社用藥一般使用品牌藥。品牌藥買著貴用著賤。原因是它質量好、藥效長、省人工，不用頻繁打藥。”王光華說。

　　山東威海市農業局副局長孫法春認為，對于農藥殘留，日常的檢測監管只能起到威懾作用，關鍵是要讓農民明白什么農藥能用、怎么用才能讓利益最大化，成本擺在那里，農民自然會選擇。

　　王光華說，因為參加了合作社，蔬菜質量更有保障，“合作社有固定的客戶，如果蔬菜中藥殘超標，不但進不了市場，還會使聲譽受到影響”。

　　農業部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后，控制農產品農藥殘留將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抓好投入品源頭監管、農民科學用藥培訓和農產品市場準入等環節，培育種植大戶和專業化生產合作社，大力推動病蟲害專業化統防統治和綠色防控，從源頭和生產過程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

　　【鏈 接】

　　目前大中城市農貿市場中70%以上的農產品來源于批發市場。

　　按照《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農產品批發市場應當設立或者委托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機構，對進場銷售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狀況進行抽查檢測。據統計，現有773家農業部定點批發市場全部建立了農產品質量檢測實驗室，配備了檢測人員和設備，每天對進場蔬菜進行抽檢，不合格產品嚴禁批發銷售。我國法律上并沒有要求農貿市場建立快速檢測點，目前有部分農貿市場探索開展了快速檢測工作，但不普遍。

標簽：生物農藥,綠色防控